每一种战争形态都有其赖以存续的技术基础和标志性的武器装备，战争演进的历史鲜明地烙下了颠覆性技术更迭交替的印记
科学技术是军事发展中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因素。人类历史上的历次军事革命，均发轫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植根于作战手段的创新，成熟于作战方式的转型。
冷兵器时代，武器装备经历了木石兵器、铜兵器、铁兵器和钢制兵器几次大的更新，但终究没有超越以近战杀伤为主的战争模式。火药将化学能转化为机械能和热能，使枪械和火炮登上历史舞台，奠定了热兵器战争的物质基础，彻底颠覆了冷兵器战争形态和阵式作战样式。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了以坦克、飞机、航空母舰为代表的机械化装备，促使战争由平面走向立体，最终颠覆了热兵器战争形态和线式作战样式。
海湾战争拉开了信息化战争的序幕，堪称颠覆性技术集中展示的“秀场”。伊军虽拥有为数众多的飞机、坦克、大炮等主战装备，但当其指控、通信、预警等系统失效后就变成了“瞎子”和“聋子”。在信息技术群的强力推动下，战争主线已悄然从能量比拼向信息较量转移，“硅片战胜了钢铁”，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再一次被颠覆。
战争形态的演变史，从本质上看就是对军事技术和作战手段的颠覆史。但颠覆性技术从发明到成熟再到改变作战规则乃至开辟新的战争形态，通常要经历数十年乃至几百年的发展演变。火药发明于9世纪初，12世纪出现管状射击火器，14世纪传入西方并应用于欧洲战场，然而火枪成为主战兵器却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进程。其中，技术成熟缓慢是主要原因。法国直到1566年才淘汰了十字弓，而英国则到1596年才正式将火枪作为步兵武器，直到17世纪，十字弓和长弓完全从战场上销声匿迹。
从这个意义上讲，颠覆性技术的发展必然是一个渐变累积与跃升变迁交替发展的过程。同样，当代颠覆性技术发展也要经历类似过程。例如，“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在经历了多次“过山车”式的涨落后，终于迎来新的技术创新高潮，处于颠覆性爆发的前夜。
“弯道超车”的新质武器可达成颠覆性效应，新旧武器在创新思维下的巧妙组合运用，同样可使对手出乎意料，产生颠覆性的作战效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堑壕战”成为主导性作战样式，今天看来平淡无奇的机枪和铁丝网的组合使得战场陷入僵局，穿越前沿阵地几乎成为不可能。直到英军首次将由拖拉机改装而成的18辆坦克投入战场，才打破僵局。
颠覆性技术以达成“突然性、震撼性”的军事效应为基本宗旨。如果说一战时坦克作为一种“新奇武器”产生了颠覆性效应，那么，二战时坦克的颠覆性效应则体现在作战方法的创新上。最早使用坦克的英国，以及在坦克的数量和质量上位居当时世界首位的法国，始终未能摆脱“坦克支援步兵”这一传统作战模式的束缚，致使坦克这一颠覆性技术装备的威力难以充分发挥。德国则采用大规模集中使用“坦克+飞机”的战法，实施快速突击赢得了战争先机。实际上，盟军的很多武器都优于德军，而希特勒投入实战的坦克和飞机数量少于英法两国。
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的机械化武器改变了传统“距离”的概念，德军的作战方式顺应了这一变革，而盟军未能紧跟时代步伐。简而言之，德军找到了充分利用当时最新科技的办法，通过对作战方法的“重构”，使颠覆性技术的战斗力潜能得以全面释放，而盟军却未能做到，这对审视当前颠覆性技术的发展与转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战争是力量的较量，也是耐力的竞争，经济可承受力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美军第三次“抵消战略”已将增加对手发展成本列入重要考量
考察颠覆性技术的颠覆效应，目光还必须超越战场，从战争赖以持续的经济基础与物质生产方式来思考问题。马克思指出：“刺刀尖碰上尖锐的经济问题就会变得像软绵绵的灯芯一样”。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凭借“闪击战”所向披靡，虽然赢了无数次会战，但最终却输了战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盟军的武器装备不仅造价低廉、经久耐用，而且供应充足。
对于盟军而言，批量生产工艺的首创者亨利·福特功不可没。亨利·福特是美国的一个工程师，他推出了当时最受欢迎的汽车——福特T型汽车。这种手摇发动的“便宜小汽车”造价低廉、性能可靠，一经推出就大获成功。
但福特最大的贡献并不是他的产品，而是他的生产方法。福特将前人提出的几项创新结合在一起，创造了当时世界上生产效率最高的工厂，使组装一辆车所需的时间减少88%，价格降低70%。盟军的武器装备就采用了这种批量生产工艺，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
先进的军事科技形成战斗力，要经历从构想到设计、从研制到生产、从应用于战场到不断改进完善的过程，如果某些技术或技术群能够使这一链条发生质的变化、催生新的装备研发模式，同样会对战场乃至战争产生颠覆性效果。譬如，3D打印是一种典型的数字化制造技术，由于它突破了传统制造对设计的约束，可以有效推动武器装备设计与制造的创新，生产效率将成倍提高。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生产地点的局限，从而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作战部队后勤供应模式，将对武器装备的研发、制造和维修保障产生颠覆性的影响。